在中国的东南一隅，有一座古城，在千年以前代表着国家最鼎盛的经济实力。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是充满传奇色彩的“东方第一大港”。两年前的申遗成功把它再次推到世人面前，但它依然低调得不像话。

　　城市漫游的第一站，我们走进泉州，看这座500种神明济济一堂的“神仙城市”，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落寞与荣光，才形成了如此开放而包容的城市气质，养育出一代又一代虔诚而勇敢的“转究郎”？

　　西晋末年，永嘉之乱，衣冠士族逃离中原，一路向南播迁，以林、陈、黄、郑等八姓为代表的“八族”进入福建，自此留居东南[1]。

　　在统治者眼里，这里是一个几乎等同于“天涯海角”的蛮荒之地，横亘西北至西南的戴云山和博平岭形成了天然的边界，也长期阻隔了正统文明的进入。

　　流经闽南的三条河流，形成三处冲积平原，天然地划分出三个行政区域，泉州平原上的原住民，长期以渔猎采集和小规模农耕为生，直到北方汉人的到来，才得以共享“农业革命”的成果[2]。

　　北宋元丰年间，泉州府的户口数排名全国前八，到南宋淳祐年间，泉州人口已达到唐开元的5.4倍[1]。

　　人口的增长，呼唤一个容纳更多市民的城区。历代地方官不断扩建泉州城，因为状似鲤鱼，从此有了“鲤城”的别称。

　　五代“晋江王”留从效主政期间，在城内遍植一种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地区的刺桐树，经西方航海家的传播，又赋予了泉州“刺桐城”的美名。

　　随着地方人口的渐趋饱和，泉州面临地少人多、农产品不足的资源困境，向海而生的泉州人，迎来了一次重新选择经济模式的历史机遇。

　　依山面海的泉州，地处华夏与海外岛夷之间，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带来深水良港的天然禀赋，“以海为田”成为了解决人口压力的一大良策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在这个荒服之地，商业不像中原地区那样遭受鄙夷，发展海外贸易的路径，就这样成为了泉州人无法拒绝的选择。

　　然而，此时的泉州港，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。南面的广州、北面的杭州、宁波扼守海关，来泉的外商，只把这里当作一个高效的货物转运中心[1]。

　　他们在此停留，是为了等待季风的来临，为远航提供助力。殊不知，把泉州驶向闽南乃至全中国商业中心的航船，也已经暗暗蓄力，只欠一阵海风。

　　宋元泉州造神线年，北宋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，这意味着泉州终于成为了官方的外贸海港。泉州商人迎来了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，泉州也走进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[1]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泉州也吸引了众多外国商人在此定居。在西方旅行家的笔下，刺桐城里生活着各种民族和中国本土的商人共济一堂，文化相交。

　　与外国来客们一同抵达泉州的，还有世界不同地区的宗教。无论何种信仰，在这座城市里都被视为应当。

　　变幻莫测的大海，造就了泉州人虔诚谦抑的底色。海上贸易最大的风险来自天气和海盗，人们唯有借助神灵获得内心的力量，才有勇气去往未知之地大浪淘金。

　　中国现存最长的古代石桥——安平桥，曾经是通往漳州、广州等地的交通要道，如今依旧伫立在泉州城西南的海湾上，勾起人们对那个大航海时代的无限遐想。

　　身处海外时，他们通过侨批与家乡保持联络；回到故土后，这群华侨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建材，建造出融合了南洋与闽南传统建筑风格的骑楼和番仔楼。

　　到20世纪末，已经有600多万祖籍泉州的华侨、华人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110多个国家地区，其中90%居住在东南亚各地 [10]。

　　华侨们制作出的泉州牛排，有着和所有西式牛排不同的风味，用咖喱和中式药材的芳香勾起你的味蕾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长期作为海防前线的泉州，屡次和经济扶持的资源擦肩而过。改革开放前，泉州的经济总量曾居福建全省地市倒数第二[11]。

　　这里有超过100家上市公司，安踏、特步、七匹狼，恒安、盼盼、达利园，这些国民耳熟能详的品牌都出自泉州。

　　你会发现，在浮躁的现代社会里，泉州不似一座座面貌雷同的网红城市熙攘喧嚣，始终以一种沉稳的姿态迎接四方。

　　一代又一代的泉州人，在长大成人后，就带着这样的祝福启航，自由无畏地跃入有着无限机遇的海洋。但和许多逃离家乡的游子不同，他们发自心底地为泉州而自豪。无论走到哪里，他们都能轻松地凭借口音认出同乡，说出那句和家乡重新联结起来的暗号——“鲤厚，哇喜转究郎”。